有人说，上海支青这并非是一场凄凉而悲惨的流放，而是我所说的，上海支青之旅，它是一场充满荣耀的征程。

学者有言：“历史，宛如匠心独运的手工艺品……唯有融入记忆，得到精心的记录，才能得以永存”。谈及上海支青的历史，每五年、十年，便会举行纪念活动，或是编纂回忆录，抑或制作精美的纪念册，然而，这些活动与成果虽属民间所记，却因缺乏国家官方机构的权威认证，故而难以进入国家级档案的行列。

当前，知青研究的浪潮正横扫学术界，甚至吸引了海外学者的目光，他们纷纷加入这一领域的深入探讨。然而，对于上海支青的研究却尚未获得应有的重视，且出现了一种令人担忧的趋势，试图抹去上海支青在历史上的痕迹。

我并非意图为支青辩护或表达同情，而是深切地主张并倡导记录支青真实历史的迫切性。

自“支青”和“知青”这两个称呼出现以来，关于它们之间区别的讨论从未停歇：两者究竟有何不同？又该如何划分它们之间的界限？各方观点不一，共识难以形成，甚至这两个群体本身也感到困惑。甚至有人对此表现出淡漠，认为支青和知青只是历史记忆，探讨其深层意义又有何益？然而，我们认为，明确“支青”与“知青”的名称极为重要，因为它们是两个群体独特的历史标识，记录着各自的发展脉络，不容混淆。为此，我们经过慎重研究和查阅了大量史料。现在，揭开这两大群体神秘面纱的时刻已经来临。这是一个重大而严肃的历史课题，非一人之见所能定论，必须以事实为依据，让历史本身来见证。

为提升表述的凝练度，直指核心议题，本段所述“支青”特指1963至1966年间上海十万名支青（此范畴亦包括同期前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温州、武汉支青）；“知青”一词则专指六十年代末投身上山下乡运动的青年群体。特此说明。

（一）

支青与知青区别九大。

一、时间不同──上海支青（1963年─1966年）；上海支青的出现是上海市政府和新疆建设兵团协作，推动，有计划，有组织实施的一项工作。当时新疆建设兵团各垦区正处在大开荒，大发展时期，急需大批有知识的年轻人输入。而上海面临人口增加，就业困难的双重压力，一方有需，一方有求，双方一拍即合。从1963年至1966年共有十万上海支青到新疆（本来这项工作还要继续进行，因文化大革命全面爆发而中止。）需要特别指出，这个时间就是上海支青的“出生证”。而上山下乡知青（1969年─1980年）1968年12月22日毛泽东授意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市吃闲饭》的文章，其中引用毛泽东“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之后，1969年全国开始有组织地将66届、67届、68届的中学毕业生分配到农村去。这个时间就是上山下乡知青的“出生证”。支青与知青有不同的“出生证”，认准这一点很重要。

二、历史背景迥异——上海支青：彼时我国方才度过三年自然灾害，经济正处于复苏的关键时期；而投身上山下乡的知青们，正经历文革初期的社会动荡，国家经济亦处于崩溃的边缘。

三、组织者的公开宣言与背后的深层意图各具特色——上海支青对外所标榜的宗旨，旨在为新疆建设兵团的生产发展寻求助力；然而，其背后的真实考量却是，上海这座都市正面临着人口剧增与青年就业困境的双重压力，迫切地寻求为青年人开辟一条全新的发展途径。

而上山下乡知青面向社会公开的目的：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内部的隐情：由于文化大革命，全国高校受到冲击，停课关闭，一千多万历届毕业生无书可读，无事可做，在社会上游荡，给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造成巨大压力，把他们疏散到农村去是中央的权宜之策，也是无奈的选择。曾有人形容巨量的知青积压在城市是一座岌岌可危的“堰塞湖”，一旦溃坝，后果不堪设想。

四、奔赴各地——上海支青：专注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定向招生与安置任务。根据那时的编制规定，该兵团隶属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在那个年代，上山下乡的知青遍布各地，大多数人选择在农村插队并定居，而有一部分人则被分配到了新兴的兵团体制中，如内蒙古兵团、黑龙江兵团、云南兵团等。

五、上海支青与参与上山下乡的知青服务的单位性质有着显著的不同。上海支青所服务的，是新成立的性质特殊的武装力量——新疆生产建设兵团。1967年2月1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联合发布了《新疆建设兵团文化大革命十二条规定》，其中明确提到：“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是一支非同一般的农垦部队，本质上是一支装备精良的生产武装部队。”其成员须终身服役，却并未享受到现役军人的同等待遇。这一规定，实际上成为了上海支青独特的“身份认证”和“户籍证明”。

投身于上山下乡的行列，广大知青普遍选择在乡村落地生根，隶属于各个生产队，融入了公社的大家庭。为妥善安置这群知青，各地迅速成立了临时性的生产建设兵团，其性质与新疆建设兵团有所差异。伴随着知青们陆续返城，这些兵团亦相继解散。这些兵团的设立，不仅象征着上山下乡知青的身份，更像是他们个人的“身份证”与“户口本”。

六、上海支青与文化程度较高的上山下乡知青相比，存在着明显差异——上海支青的文化素养水平参差不齐，涵盖从小学至高中各个教育阶段，甚至包括部分文盲。同时，这一群体还包括了待业青年以及已步入工作岗位的青年。反观上山下乡的知青群体，则普遍具备初中毕业的文化程度。

七、中央对支持边疆青年与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返城政策存在显著差异。自1979年起，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便开始通过多种途径重返城市，或继续学业，或投身工作。相较之下，上海支援边疆的青年直至九十年代初才得以有限、有条件地返回城市。我曾访谈过一位支援边疆的青年，他曾是兵团的医务工作者，他的返城经历生动地诠释了这一现象：“1981年元旦之后，我被调回浙江，乘坐石油公司的大卡车，从三岔口直至库尔勒铁门关。兰州军区派遣士兵拦截试图返回上海的支援边疆青年，我们沿途遭遇了四道关卡。士兵们严格审查我们的证件并进行盘问。由于我们已转至地方医院，与兵团的关系已断，因此属于地方正常调动，在带队军官点头示意后，士兵们便放行了我们。”这一经历表明，上海的支援边疆青年并未享有与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同等的待遇，因为当时全国的知识青年均已返城。后来我听说……阿克苏农一师这十个带头闹事、返回城市的首要分子，最终均因涉嫌结伙扰乱社会治安，依法被采取了逮捕措施。这一事件鲜明地揭示了我国在对待支援边疆的青年和知识青年方面的政策存在显著差异。这种差异主要源于两类青年的性质各异，因此，有必要对它们进行区别化的处理。

八、上海支援建设的青年与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其动员方式大相径庭。上海支援建设的青年招募工作，由新疆建设兵团的招生小组主导，并在当地政府的配合下展开。青年们需依据户口本自愿申请报名，整个流程严格遵守审查、筛选与批准的规章制度。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运动，由领导人发起，是一场声势浩大的社会运动，它涵盖了66届、67届和68届的中学生，几乎是以强制性的形式集体参与。

九、上海知识青年与下乡知识青年的成长历程存在显著差异——这两批知识青年在出生年代上相差约三至六年，即年龄差距在三至六岁之间。这看似微不足道的年龄差异，实则将他们的人生道路划开界限，造就了截然不同的经历。上海知识青年是与共和国命运紧密相连的一代青年，他们亲身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多个重大运动，如人民公社化、大跃进、自然灾害等，与新中国共同经历了风雨。然而，由于年代的差异，下乡的知识青年成功避开了那段三年的饥荒时期。原因在于，那时的知识青年正处于成长的关键时期，饱受饥饿的折磨；而下乡的知识青年因年龄较小，在家中有父母的呵护和兄弟姐妹的关照，童年生活相对较为幸福。更重要的是，由于出生年代的不同，在文革时期，上海知识青年已身处新疆，受到了一定的冲击和影响。相比之下，那些下乡的知识青年则主要是在校学生，他们成为了红卫兵的中坚力量，在文革中扮演了核心角色。大串连在那个风云变幻、波澜壮阔的大批判、大造反时代，他们曾驰骋于时代浪潮之巅，掀起了翻天覆地的巨浪，然而，这也带来了无数无辜者承受耻辱与痛苦的悲剧。因出生时代各异，当一代知青投身于革命的狂潮之中时，另一代支青已深入戈壁大漠，辛勤耕耘，将青春热血奉献于新疆的建设与守护。命运的轮盘似乎更垂青于知青，他们得以提前返城，提前参与高考，提前踏入职场，这为他们在商界、政界、富裕阶层及文化领域铺设了道路，提供了机遇与条件。而等到支青终于得到重返城市的机会时，他们早已肩负起家庭的重任，拖儿携女，错过了继续深造、提升自身文化水平的宝贵时机。尤其是在面对改革开放的浪潮冲击时，支青原有的知识储备显得陈旧落后，他们既无力，也无法投身于激烈的社会竞争中。

（二）

命运不可选择，历史亦无法重演。受限于时运，支青似乎沦为不幸者，一失足成千古恨，步步维艰，难与时代同行。为扭转命运，他们不得不付出常人难以想象的努力。相较之下，知青们仿佛幸运儿，乘着改革开放的春风，紧随时代发展的潮流。加之众多知青作家的大力颂扬，他们如日中天，令全球见证知青成为国家的中流砥柱。然而，他们或许未曾察觉，在知青之前，还有一群被称为支青的人，他们人数虽少，却是知青运动的先锋，犹如永不会生锈的锋刃。支青或许不能被称为国家的脊梁，但他们无疑是支撑共和国大厦的坚固基石。

支青，承载着厚重的历史篇章，而知青，则记录着他们自己的岁月故事。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犹如亲如手足，同根同源，都是怀揣着宏伟志向的青年。无论是在肥沃的黑土地，还是在贫瘠的黄土地，他们都不畏艰辛，为了个人的未来和命运，拼尽全力，甚至不惜以身试险。然而，他们的结局却天差地别。

1980年10月1日，中央政府原则上宣布，曾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得以无条件回归城市。然而，事实上，这些青年早已通过各种方式陆续返回了城市。至于那些投身农村建设的年轻人，直到九十年代后期，他们才得以有限度、有条件地逐步回归城市。但那时的他们，多数人已步入中年，且已结婚成家。他们重返城市，不仅生活上，更精神上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住房、就业、子女教育、伤病治疗等问题接踵而至，挑战重重。幸运的是，这群人是不屈不挠的。他们在荒凉的大漠中历经磨难，锤炼出坚韧的意志和刚毅的性格，无论面对何种苦难，何种工作，都能从容应对，勇于承受一切挫折，直面现实，重返城市再创业。他们将吃苦耐劳、艰苦奋斗的精神带回故乡，使其得以传承和发扬。许多人最终取得了显著成就，创造了辉煌的业绩。然而，与当年的知青相比，他们的境遇仍然有着天壤之别。

（三）

支青，简称知识青年，特指那个时代的特定社会群体。虽然“知识青年”一词中包含了支青，但支青并不涵盖所有知识青年。这一专有名称代表着具有独特属性的特定群体。那么，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

支青，专指那些献身于边疆建设事业的青年队伍，简称“支青”。而“知青”一词，则特指那些拥有知识的青年一代，简称亦为“知青”。在广义上，它涵盖所有具备知识的青年群体。

二、支青名称的由来：自1963年起，首批上海知识青年踏上新疆的土地，自此，上海社会各界开始广泛采用这一称呼——“支边青年”。“支青”便是这一称谓的简称。

3、在“支青”与“知青”这两个术语中，由于谐音的关联性，对相关知识缺乏了解的人们常常难以区分二者之间的具体差别。

四、1979年，知青返城潮的涌动，尤其是云南知青罢工与绝食事件的冲击，激发了新疆阿克苏农一师塔里木团场上海青年代表们的行动，他们借此契机向中央表达心声，强调支青群体与知青享有同等身份，呼吁中央给予公平对待和合理分配。为此，他们毅然决然地撕去支青的身份标签，换上知青的标识。然而，这种虽出于善意却忽略了历史真实性的做法，并未得到中央的认可，反而引发了“知青”群体的疑虑。1998年，知青群体举办了一场盛大的“上山下乡30周年纪念活动”，在无意中，这一历史节点凸显了支青与知青的身份差异。但遗憾的是，这种急功近利的行为遗留了不良的影响。时至今日，支青与知青的身份混淆现象层出不穷，令人痛心疾首，却又无可奈何。我的呐喊，如同螳臂挡车，无人应和。

5、词义与词意之别。上海支青与上海知青一字之别，意境天差地远。所谓“上海支青”，是特定时代的独特称呼，蕴含着词汇的原始含义；而“上海知青”，则不受年代限制，六十年代适用，二十一世纪亦然。该词的引申含义在于，尽管“上海”这一地名是具体的，但“知青”实则是对“知识青年”群体的简称。这一点至关重要，非仅是对文字的细微考究，更是坚守实事求是的原则，为“上海支青”正本清源，赋予其一个明确且清晰的“身份标签”！

考虑到这些背景，随着知识青年潮流的涌动，力量薄弱的支援青年群体逐渐被边缘化，被社会遗忘。更令人遗憾的是，流言蜚语不断，甚至新闻媒体也将“支援青年”误认为“知识青年”的笔误，进而将稿件中的“支援青年”更正为“知识青年”。这无疑是极大的遗憾！尽管如此，历史不能抹去支援青年的足迹，新疆也不会忘记他们对这片土地的付出。如今，时代不再以出身来评价英雄，只要有价值，就应让其发光发热！我们理应为那些默默奉献的英雄树碑立传，为支援青年留下传世篇章。难道新疆、上海乃至中国的蓬勃发展可以忽略或遗漏掉十万支援青年的这一段宝贵历史吗？

（四）

1965年7月5日，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及陈毅副总理（曾任上海市市长）亲临新疆。石河子石总场在与上海支青代表会面之际，我发表了“出身虽非所愿，道路却可自主选择”的深刻致辞。我勉励他们积极投身于新疆的建设事业，将深厚的根系深深扎根于这片富饶的土地。

1985年7月25日，胡耀邦同志在视察新疆之际，热情地接待了来自上海的青年志愿者。他即兴挥毫，留下了“历史贡献与托木尔峰同辉，新业绩与塔里木河共长”的题词。这不仅仅是对他们所做贡献的赞誉和褒奖，更是对他们辛勤付出与取得的成就的充分认可和高度肯定。

在新疆的建设与保卫这一伟大事业中，上海青年贡献了他们那份不可或缺的力量，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作为向新疆建设兵团输送生力军的关键城市，上海不仅坐拥中国最大都市的荣耀，更是现代化浪潮中的先锋力量。上海支青们在这座繁华的都市中沐浴文化洗礼，他们拥有丰富的知识储备和深厚的文化积淀，思想活跃，充满朝气。因此，在经历一段基层劳动的磨砺之后，他们纷纷脱颖而出，被选拔至技术要求较高的岗位，为兵团的蓬勃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动力。

──焕发新活力：来自上海的青年才俊，以其丰富的才华，为部队的业余生活注入了浓厚的色彩和勃勃生机。基层连队纷纷组建以上海支青为核心的文艺宣传队伍，他们多才多艺，表演着各式各样的文艺节目。在篮球场上，乒乓球桌旁，他们的身影活跃，极大地丰富了官兵们的业余文化生活，并有效促进了其繁荣发展。全体成员的精神风貌因此焕然一新。

──冲破陈旧思维的桎梏，革新人们的思想观念。基层连队的资深员工，大多来自遥远的贫困乡村，对于基本的卫生知识了解甚微。比如，她们对胸罩一无所知，也不懂得月经带的正确使用方法；他们习惯于用土块或树枝清洁身体；衣着不整，对仪表并不重视。上海支青的到来，迅速扭转了这一局面。尤其是妇女们，她们积极向上海支青学习，态度端正，主动委托他们从上海购买个人卫生用品并邮寄至新疆，从外在形象到生活态度都发生了令人欣慰的改变。

──构筑了兵团可持续发展的坚实基石。上海支青的援疆之旅，正逢兵团二代人的孕育与成长之际。他们，怀揣着丰厚的文化积淀，自然而然地担负起传授知识和培育人才的使命。那时的基层连队，教育设施极其简陋，没有黑板可供书写，便在土墙上搭建水泥板，涂抹上黑漆；粉笔难觅，便用削尖的土块代为使用；课本稀缺，教师们便自发编撰。其中，就有这样一位女教师，她在授课之际，将儿子的摇篮安置在讲台旁；当学生们做作业时，她便哺乳着孩子。上海支青以满腔的热血和深沉的忠诚，以责任感和担当精神，全心全意地培养和教育着兵团的第二代、第三代。

──在上海支援青年投身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征程中，他们活跃在教育、卫生、科技与文化等多个领域，充分展现了智慧与才华。他们为新疆的建设与发展、边疆的安宁与稳定，以及各族人民幸福生活的实现，倾注了辛勤汗水，砥砺奋进，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足迹。

支青，不仅肩负着社会正能量的传承重任，更是其坚定守护者。他们辛勤耕作，无私奉献，宛如一座平凡而坚固的基石。他们不仅留下了历史的痕迹，更在文明发展的道路上，作出了宝贵的牺牲与贡献。

岁月如梭，正当“老三届”的盛名远播时，那些真正的“老三届”——63届、64届、65届的毕业生——却依旧保持着沉默与谦逊。“笑而不争春，却将春意先来报。”上海支青中的老三届，出身名门，举止优雅。他们拥有自己独特的品格与气质，宛如梅花般纯洁而高尚；又似沙枣花般谦逊而质朴，将芬芳留在人间。

本文力图为上海支青正本清源，亦是对其发声助力——历经数十载岁月的流转，关于上海支青的诸多传闻与野史纷至沓来，四处流传，但始终未能出现一部能够流传百年的正史。为上海支青正名并撰写传记，这不仅是对历史的尊重，更是一种拨乱反正、还原真相的必要之举。

刻不容缓！